平城特约家住城的西门口大舅

大舅每到吃饭的时候都要挨外婆的训斥。我的童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外婆那一间小屋里住,包括外婆、母亲、大舅、小舅、小姨和我六个人。小屋子狭长,临街,有一个顶楼,两个舅舅在楼上睡,剩下我们四人在楼下的土炕上。就是白天,小屋子里也是漆黑一团,显得可怖而可爱,晚上我要是哭闹捣乱,外婆便讲狼婆的故事吓我,我总是问狼婆在什么地方,外婆说墙那边。于是我就一直以为墙那边白日里骂骂咧咧往小街里倒脏水的女人是狼婆。有一天晚上,我梦到了一匹狼站了起来,长得和隔壁的女人一模一样,在漫野里追得我骨软腿麻,欲哭无泪,醒来的时候,只是漆黑的小屋里外婆那均匀的鼻息,我却一动不动睁大了眼睛望着顶棚。后来捉摸了半天,想起大舅和小舅住在低矮的楼上,才又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大舅每次吃饭都吃得太多,把铁锅里稠的东西,那些野菜、土豆块、粉条、豆角、小米捞得一干二净,外婆便瞪大眼睛牲口畜类王八羔子地骂他,骂他没教养、不取贵、下贱。大舅也是狠狠地再把碗里的倒回锅里。可是他总吃不饱,满满一大碗,他三下五去二就吃光了,然后心情抑郁地带上我到田地里去。本来我喜欢和大舅在一起,不仅仅是能看他一锄头刨出几条油腻的虫子,带回家在铁火口上烤焦黄了,同我美味一顿——父亲经常说我小时候特喜欢吃那种油乎乎的虫子,香喷喷,可我现在坚决矢口否认,我只觉得一谈起这件事我就恶心得要吐,可是在我懵懂无知的贫穷的历史时代,父辈们确实给我记上了这一件我认为十分不光彩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的大舅是民兵,也许还当了什么小官,他常常在农闲的时候和阶级弟兄们一道走上村边打谷的场子里演练、打靶,归来的时候所有的枪支都存放在外婆家的小屋子里,楼上楼下,甚至楼梯口边。我特别喜欢那些长枪,可是我拿不动,只能兴奋地在一旁看人家拉栓上栓,哐哐哐地把它们拆卸、装好,擦拭得纤尘不染,铮明瓦亮。每年他和他的民兵兄弟们还有几次上街游行的机会,这种机会来之不易,除了正常的正月十五闹花灯、"二七"工人大罢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发表讲话和最高指示第几条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些知识分子耳熟能详的纪念日,就是"六一"儿童节,校长也不敢忘了请民兵们上街表演一会儿,以便对青少年小朋友实施正规的准军事化教育。几百人扛了"三八"式大步枪,身着旧得发白的军装,扎了武装带,威严肃穆地从街道上走过,大街小巷挤满了革命的群众、普通的百姓和无忧无虑的我的童年的小伙伴。到了街心"T"字型的广场上,大舅他们摆开了架式,开始操练,在泥土地上摸爬滚打,同时还用美丽的乡语歌唱老人家那一首聊发少年狂呵成的歌曲"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杀!杀!杀!"闪亮的刺刀在一片喊杀声中刺过来,耀眼的寒光骇的围在前边的群众一哄而散,仿佛谁向浓荫的白杨树林子里放了一枪,一群山雀扑棱棱飞了个净光。那时候,隔壁酷似狼婆的女人正迈出门槛又要往街心倒脏水,一见这架式,立即低眉顺眼地扭身回去,恰好在门槛上绊了一脚,一盆污水泼在家里,我幼小的心里充满了无边的快意。?

繁重的农活,超强度的民兵训练,还有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集体劳动,始终让大舅每天回到家来感觉饥肠辘辘,饿得呲牙裂嘴,便抢吃,便被外婆训骂,便让全家人同仇敌忾,不屑一顾。因此,大舅在家中总是不讨人喜欢。当然,在村子里他还是很受人欢迎的,谁家有了丧事,他都要去抬棺材。后来年夏天他35岁的时候去世了,现在的年轻人不想抬他,其中操持丧事的一个和他年龄相仿走过同样岁月的中年人就黯然神丧,他对抬棺材的年轻人一边作揖一边说:"大伙儿帮帮忙,咱村里谁家死去的亲人,他没有抬过?现在,就真的没有这点良心了?"于是,那些年轻人没再多言语,立即将大舅的棺材抬了起来,一直抬到高高的山岗上。那时候,阳光灿烂,柳绿山青,白杨树哗啦啦响???

可是后来我渐渐不喜欢大舅了,他总是拧我的鼓腮。每次吃完了饭,大舅依然饿得呲牙裂嘴,便猛虎扑食般地抱起我,狠狠拧我的腮帮子。我说过,我小时候被省吃俭用的父母保养得圆鼓鼓胖乎乎。大舅一边拧,一边瞪着眼说:"真要吃了你呀!"起初我还笑,后来他越拧越痛,我便只好哭了,于是他满足地咂咂嘴,放开手,推上独轮车上地去了。——独轮车是三国时大政治家诸葛亮先生在一次实战中运输军备物资急中生智发明的,那时称之为木牛流马。如果车子叫流马,那大舅实在算是一头木牛了,五六百斤的茅粪或者苞谷,让他推起来,不动声色。可惜,他把我两腮拧得红肿生疼,我便不再喜欢和他在一起,可又没有人带我去游山玩水,大家都顾不上。后来,我就只好跟了小舅上他的砖瓦窑上,在那儿,却发现了一块新天地。走出村边不远,就望得见那直插云霄的烟囱,烟囱下边便是一个个连锁店门似的砖石砌的窑洞。小舅和一群男女老少把一车车的泥坯送进去,从窑顶上加炭块焚烧,过几天,再打开那洞口,推出一摞摞的灰砖,一块块码起来,方方正正,我便穿梭其中,钻过来钻过去,感到一种小兵张嘎和鬼子兵巧周旋的其乐无穷。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他们不再手工拓砖,而是拥有了一台机器。一个女孩子坐在旁边,小舅们用平板车从山丘旁运过土来,倒进铁皮制的豆形漏斗中,拌上水,皮带在电动机的转动下,把粘土搅拌成一块硕大无朋的矩形土坯,经过最后一排小木轮和铁丝网,坐在旁边的女孩们脚下一踩,土坯被齐刷刷地压成了一块块美丽的、洁净的砖坯。也有压坏了的土坯,女孩子们纤嫩的小手就把它们挑出来,扔在一边,我便拣过来,揉和着,把它捏成一只只小手枪、汽车、大炮、坦克的形状,在阳光下晒干之后,拿回去向小伙伴们炫耀。在童年,在乡村,在穷人的乡下,小伙伴们没有人买过玩具,最好的也不过是谁家的父辈祖辈是木匠,用剩下的边角料给孩子们削一把大砍刀或者是小手枪,但比不上我的泥坯做出的形状可爱多样。?

小舅也吃不饱却毫无怨言,更不抢吃,所以在家里显得郁郁寡欢,平静如水,连外婆都懒得说他,家里的人就更没人太管他,倒是每日里砖瓦窑上过得悠哉悠哉,欢天喜地,和少女们一边劳动,一边打情骂俏,讲些乡村的荤素故事,然后寂寞梧桐似的收工回家。有时候他们在山丘旁刨土,经常能刨出古时的坟墓,一镢下去,便是一个黑窟窿,刨出一具骷髅来,吓得人们四散奔逃。也有胆大一点的老工人,他们只身下去,最好的一次是拣出了一个铜烟袋,那位中年男子兴高采烈地在水塘里清洗了一下,摁进烟叶,勃吃勃吃悠然地抽起了旱烟,人们暗地里羡慕他是"义大胆",后来,"义大胆"成了乡村里的风水,在大舅去世后他一脸严肃庄重地主持了丧葬中的所有仪式,包括每位孝子亲人该往坟墓里扔几个硬币和围着燃烧的纸火转几圈。我不敢走近墓地,小舅也不敢,由此我断定,他和我一样是心太软独自流泪到天亮的那种人。工闲的时候,夕阳衔远山,吞没了白杨树林,小舅便带我到破烂不堪的厂房里听忆苦思甜报告会。黑压压地坐了一家子人,尘灰中落日的光线把人们的脸映得斑驳陆离。人齐了,领导来了,也就到了点上昏暗的煤油灯的时候了,——电是不能常用的,保证了砖机正常就蛮不错了——,一位补丁摞补丁的老婆婆如泣如诉地哭着开始讲述旧社会地主老财们对农民的刻薄、狠毒、剥削和压迫。我发现小舅听着听着还一边抹泪,由此再次证明小舅本性的软弱。当然,这种软弱也能在后来的事实中反复得到印证。父母亲因柴米油盐生气吵架的时候,母亲总会哭着把两个舅舅叫到现场办公,大舅一踏进我家门槛,立即义愤填膺地揪住父亲的衣领,喊叫着,"你是咋回事,嗯,咋回事?"而小舅只是象一只可怜的哈巴儿狗似的低着头眼斜着坐在炕边,一句话也不说,只叹气,因此父亲就总以为大舅这个高中毕业生还不如小舅这个高小毕业生有修养,懂礼貌,知时识务。实际上我现在回忆起来,修养最差的还是父亲这种在学校品学兼优的才子。当然父亲没有赶上好时候。否则,真让他这种人——既善于辩论,又性格倔强、脾气躁急——上了大学,也必然是个走上街头闹事的极端分子,保不准会落得个流放喜玛拉雅的下场。可惜,他后来在22岁时只好当了兵,本来是保家卫国,却从未打过仗,在部队练了整整一个青春时代的书法,才真正修养了一下。现在弄得自己一天不拿出那一大罐子毛笔练它两个小时真草隶篆张王李赵,竟然无法安然入眠。?

当然,他的书法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了,然而他没有赶上好时候,现在人们没有书法名人这个概念,但凡是名人,只要双手无残疾,拿起狼毫狗毫什么的,哪怕不写一个字,只是放了一个响屁,也立即被捧成书法家而叫人顶礼膜拜的了。要是在唐伯虎点秋香年间,父亲就凭这把龙飞凤舞的好字,就算吃不上皇粮,做不成宝马雕车香满路的才子,也可以题在纸扇上随风飞舞于舞榭楼台、烟水人家的了,保不准碰上一个绝代佳人,演出一幕落红不是无情物的古典悲剧来。父亲现在已经习惯了,后悔的是从小就没有树立向上爬勇攀革命高峰的远大理想,以至于岁月沧桑催人老,黄河之水东流去,奔流到海不复回,能够安慰自己的倒是每年写出的贴在寻常百姓家门的对联和家中的条幅,不断引起群众的爱戴,一直要把他累到大年三十。当人家都在包饺子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他只能让母亲捶着他的脊背沉沉地睡去,一直睡到正月初一早上,杂沓的鞭炮震裂了旷野,噼噼剥剥的年火烧亮了彤云密布的天空???

生活如果就这样一味儿平静如水地过下去,实际上无所谓贫穷和富裕,反正大家都一样;家徒四壁;不存在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精神压力,也就恬淡隐忍;至于幸福和欢乐,那的的确确是个人的体验,甘苦自知的事情。怕的就是活着活着,突然空空地来了一个机会,在你无所适从的时候,这便改变了大舅和小舅的命运。年冬末或者说是年的初春,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家总是没有菜吃。母亲说去外婆家讨点秋天腌制的酸菜来吧,我便端了一只小瓷盆,在料峭的寒风中走过清冷的街道去外婆家。乡村的街道又脏又乱,污水和残雪在地上凝成了冰,被早晨下学的孩子们滑得晶亮晶亮,我路过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会在冰面上溜几个来回,过一把随风远飘的瘾。早晨,熹微的阳光斜视在街心广场两层旧楼的供销社顶上,斑驳浓红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明暗相间、阴森怖人。我正辨认那字迹的时候,啪的一下摔倒在街面上,瓷盆跌成了四溅的碎渣。这时候小姨哭着象癫痫病人似地跑来,拉起我就跑到我家,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母亲出事了,母亲急得什么似的追问怎么回事,小姨说,大舅把一碗滚烫的粘稠的稀饭摔到了小舅的脸上。原来,城市里的大煤矿开始招工。外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35岁,和大舅去世年龄一样,是肺结核,在当时的年代农村号称是"痨病,不治之症",关于外公的故事我会在另外的小说讲到,他本来是母亲家唯一的一个通往富裕光明的人,可惜死的太早。外婆守了十多年寡,才嫁给一个煤矿工人,这位新外公地地道道也是一介穷人,五十年代扛枪援朝参战,刚刚 ,就已宣告停战,作为抗美援朝的士兵复员,便被国家安排在煤矿,当了令众多乡下人艳羡的矿工。这次招工,就是招矿工子弟,于是母亲忙着给小舅转户口,改姓(必须改成后外公的姓),所以,母亲往大队领导家足足送了五箩筐土豆。大舅超龄,没有希望了。过了冬天,便要体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天早晨,大舅找了一个碴,把满满一大碗粘稠的米饭摔到了小舅的脸上,小舅杀猪般地嚎叫着跳出了门外。?

母亲说大舅真狠,可怜了我的小舅。当然,现在医疗条件好,可是我总觉得如果是现在,怕是小舅要留下永久的疤痕。因为先进的设备如果伴随着的是更多势利的缺乏职业道德只认红包不负责任的医护人员,那麻烦就更大了。当时母亲着了大急,他们对小舅走出乡村到城市里去当一名矿工寄托了满腔的希望,这是乡下的穷人梦寐以求的天堂般美好的事情,大家觉得干了活领上工资真是妙不可言,还有什么比劳动就有报酬这种事更好的呢?于是母亲医院,和蔼的医生认真地给小舅作了处理,抹了不少药水,红一块紫一块的。小舅在家中整整休息了一个多月,当油菜花儿招蜂引蝶的时候,小舅经过了体检,全家才放了心。小舅走的时候,母亲借了五元钱买了一条毯子,这是全家送给他的唯一的东西。小舅很感激,临上搭工人的大卡车时说:"姐,到矿上我就来信。"母亲说:"出门在外,别捣乱,好好上班,操点心,出了事要惹人笑话。"小舅领了第一个月工资,就给母亲寄来20元,母亲高兴地偷偷拿出汇款单来给我看,告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姨姨、大舅、外婆。那时候,母亲是村里远近闻名的民办教师,她在初中时数学学得好,脑瓜子灵,小学中多少难题都被她绞尽脑汁地战无不胜了,所以,送孩子到她的班上,大人们放心。其实,放心不放心,和我家没有关系,我只知道连同工分在内每个月领的钱只有十五元。当然,这微薄的工资并没有改变母亲坚强的信心,那就是无论东凑西借,她也会让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在春节和"六一"的时候穿上两身新衣裳。我记得春节最好的衣服是条绒棉袄、棉裤,外婆一针一线衲的布棉鞋,在"六一"的时候是白衬衣,黄裤或蓝裤,一双黄胶底鞋或凉鞋,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的衣著就是如此的印象。有时当兵的父亲很偶然地寄来些东西,母亲的一条纱巾或者我的一个小书包,那要在母亲铺床叠被的时候看见了喜蛛才会发生。喜蛛和蜘蛛一类,个小点,只是不吐丝结网,母亲看到它,就会喜出望外地叫我:"快来!快来!喜蛛出现,你老爸一定会有东西寄来。"当然,喜蛛出现的机会很多,父亲寄来的东西很少,这也说明当兵不是挣钱发财,而是保卫祖国,就算这样,母亲在一生中对喜蛛总是情有独钟。可以想见,小舅寄来的二十元钱在七十年代末期对于母亲来说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年开始,两个舅舅的生活拉开了距离。尽管身在城里的小舅回家的时候会带来一些饼干糖块慰劳大家,可毕竟大舅心中总是有一种难言的情绪,也许是无地自容,也许存在忿忿不平的劲头。每当大舅看到小舅叫了乡下的一块在砖瓦窑上出死力不挣钱只计工分的穷哥们在家中喝几盅高梁白、二锅头,吃几粒花生米,炒一盘土豆丝下酒的时候,他便沉了脸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躲出去,一直到小舅返城上班才踱回来。这种时间并没有延续多久,三年以后土地下放,大舅同小舅一样,过上了能够吃饱肚子的生活。后来,我就常常可以看到大舅红光满面的笑容,因为原先他总是一种严肃庄重的、横眉竖眼敌对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饿得呲牙裂嘴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视死如归的、恨铁不成钢的、靠拧我的腮帮子来满足食欲的形象。于是,我发现大舅笑起来的时候竟然很动人,很美丽,双层眼皮的眼睛又大又圆。现在,在我的表弟、表妹那儿,依然能发现大舅那双漂亮的双眸。他本来干农活就是一把好手,一亩地收五千斤土豆已然是小菜一碟,而且他种下的瓜,由于浇得粪勤,一个能长几十斤,在他修成新房的时候,屋里屋外,房坡屋檐下,堆放着悬挂着的到处是瓜、土豆和玉米棒子。更要紧的是,他竟然还有大量的农闲时间,在这些时日里他便推了核桃柿饼枣苹果杏李桃,到处叫卖,能挣个几十块钱,日子过得便很有些滋味起来。

一个人过的日子便总是枯树一般,和外婆在一起,也总觉得自己快三十了,该成家了,于是大舅便开始找对象。在乡间,总有好吃懒做的几个闲人,东家长西家短地到处拉拉扯扯,外婆家斜对门的王三儿就是这样一个人,经他说合,给大舅介绍了窑家庄一个姑娘,姑娘土土的,普通人家,实成的很,便和大舅谈起了恋爱。那段时间是大舅一生中(半生)最幸福的岁月。我竟然听到了大舅的歌声,尽管不成个调子,但远不是曙光初照演兵场的杀气,而是小桥流水人家般的美好,"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从这句歌词中可以想见豫剧《朝阳沟》银环的形象在大舅一代青年人的心中留下了怎样深刻的印象。家乡的社戏开始恢复了,每年二月十五、五月十三、七月七、十月初一都会有热闹的庙会,除了买卖农用物资,便是乡下人谈情说爱男女相会的最佳时机,县里的戏班连唱四天七场戏,大舅场场不拉,借一条五米长的板凳到乡间的临时舞台下面占座位,然后给我买一个油条,哄我给他看好地盘,于是,他便跑到乡下去把对象以及对象的家属朋友一伙儿请来看戏。戏散的时候,大舅便带我一块儿去送乡下的姑娘,他们也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着。乡下的姑娘粗长的辫子在她纤细的手中揉搓着,她的脚还不停地踢着石子,很不老实。大舅偶有失态的时候,便是跳将起来扯下一片树叶,将和煦的阳光弄得支离破碎。到了村口,乡下的姑娘便走了,大舅愣愣地注视良久,才呼唤我回家去。我不管他们的事,长亭古道依依惜别的时候,我只顾自己路边山坡上的野花、蚂蚱,至于爱情、家庭,生儿育女、香火兴衰,不到长大的时候是无暇顾及的。现在,我依稀能听到大舅的,"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可惜,大舅太老实,在爱情的园地里任劳任怨无可厚非,然而,似乎这片园地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勤浇灌,更需要点拔苗助长、立竿见影的投机劲儿。要不,怎么会让乡下的姑娘投入到大舅的媒人王三儿的怀抱中去呢?后来大舅说,"好汉娶不上,懒汉娶花枝,不是一家人,进不了一家门",似乎他洒脱得很。当然,王三儿娶了那位乡下姑娘,也是好景不长,两人性格差别太大,每日里乡下姑娘耕地挑水,王三儿连穿针引线,洗衣做饭也不干,更不要说什么织布浇园的事情了。吵了几回,打了几场,把乡下姑娘伤心得撕肝裂胆,一气之下回到窑家庄再不回来。村长说三儿呀,事不能这样做呀,离吧!王三儿便离婚了。大舅听说这事,也没有太多的兴灾乐祸。在乡下的穷人来说,似乎还没有把爱情看得多神圣伟大,凛然不可侵犯,也许,美国的爱情故事,日本的伊豆舞女,中国的什么第二次握手庐山恋之类的故事影片还没有传到乡间。在乡间,有一场电影是很不容易的,偶然也就来一部《地道战》、《鸡毛信》、《三进山城》、《南征北战》等影片,那里边只有炮火硝烟,地下党,特务、敌人,是没有爱情的,爱情的萌芽在八十年代以后,可惜大舅不可能重新走过历史。大舅没有音乐细胞,所以唱什么也不好听。在找对象的时候,他的"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一句词还是把乡下姑娘唱丢了,因此,后来他不唱这个了。田间地头休息的时候,他一边喝白开水,一边地就吼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唱到鸠山也就没词了。他一般记不住李玉和手持红灯后边还唱了些啥。?

外婆总是说,什么时候大舅顾住了自己,她就放心了。于是,大舅终于顾住了自己,不必再到外婆那,母亲那要几毛钱,上街买两瓣蒜,一把韭菜了。于是,大家便过得很高兴,很安生,也不必同仇敌忾骂大舅吃得太多了,也就没人多过问大舅的生活。大舅娶了乡下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不是那位嫁了王三儿又离了婚的姑娘,但他只有娶乡下的女孩,因为本村的女孩子大多远走高飞,嫁了县城的或者更远的地方——年以前有吵不完的架,后来粮食多了,两个人吵架就少了,他们一直共同奋斗建设家园,大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实际上,大舅从少年时期就养成了一种坏毛病,干什么事情都没有节制,习惯了昏天黑地的劳动,就象一台发动机,越转越快,油门越加越大,终究是要把皮带、链条挣断的。?

乡村开了一个小煤窑。大舅在农闲的时候便去推罐车、装卸煤炭。煤窑上按量计酬,干的多挣得多。我到过不少的乡村煤矿,那儿的铁锹比簸箕大,一锹下去,五六十斤,我铲不了几锹,即刻气闷于胸,战战慌慌,汗出如浆。可是大舅肩披麻包片却能从早上曙光初照干到晚上孤星寥落。现在我想起大姨来,大姨从年纪轻轻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是高血压,全家人都知道,她的婆婆家更是了如指掌,所以大家很照顾她。就是这样,依然没有挽救了她的生命,她在39岁那年,有一次在田间剥玉米,蹲下去就没有站起来,脑溢血去世了。大姨的人生经历很特别,对我这个外甥也特别好。关于她的故事我会在别的小说中讲述出来,以纪念我的大姨。我以为,对于生活,如果不把它们追述下来,印成书籍,留给后人,实属遗憾。因为每个个体的人,就是一个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世界。关于我们的前辈,亲人们的酸甜苦辣,无论怎样说,都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历史的记录。但是,大舅给人的感觉是他永远不会病。在年轻时吃不饱他没有病过,现在,年以后,他完完全全能吃饱了,更不会生病,能吃就能干。大舅不属于那种草包大肚汉,好吃懒做的人,那是地主家阔少爷才会有的,贫下中农、家徒四壁,现在我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了,大舅干成了新瓦房后,罄尽了一切积蓄,屋里除了一张床,一笼砖火,一件木制老柜和几只粗瓷大碗之外,什么都没有,连糊墙的石灰都是很久以后他才自己动手干锤万凿把山里的石灰石运到家门口烧了一窑,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大舅不得不依靠一种纯粹为自己生活的明天而努力奋斗的激情去劳动。在乡村煤窑装车拉炭那段日子,有一个征兆显示了他的病情,脖子下莫明其妙长出一块肉疙瘩,它陪伴了大舅好几个月,母亲看到后,医院动手术割掉了。母亲对舅说,君疾在腠里,不治恐益甚。大舅说,寡人无疾。当然,这是扁鹊对蔡桓公说的话。在乡下,老百姓就总是以这种方式对话,你说他病了,他说没事,倒不是蔡桓公一类好大喜功只愿意听好话,而是乡下的穷人没钱,对于小病疼痒,只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罢了,毕竟他们的一分钱需要掰成两瓣儿花。?

不论大舅小舅,母亲都是寄予了同样的爱,他们是她的亲弟弟,她是他们的亲姐姐。后来大舅去世的第二天晚上,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直哭泣,她总是觉得一个女人的力量太小,实在没有本事给弟弟们帮点什么大忙。母亲从十五岁开始就风雨一肩挑,起初是为了争那间小屋子的所有权而代表全家上访告状,坐着乡间的邮车奔波在县城、市区,后来便积极投入到红卫兵小将的大串联中南征北战,那时候,母亲是一名文艺宣传队员,她最爱唱的歌曲便是"站在高原望北京??"。我不记得母亲曾经让大舅做个什么生意,他们嘀嘀咕咕说是银行贷款、承包、投机、暴发之类。那时候凡是这样走过来的穷人都摇身一变,住上了楼房,大腹便便,腰缠万贯了——但,这种生意需要具备精明的头脑、坚强的号召力和动听诱人的许诺,因此便极具挑战性、危险性。现在看起来,那些走了弯路的、缺心眼的、没有关系的,大都铘铛入狱了,成功了的纷纷成了地方上的霸主,占山为王,大手一挥应者云集,他们已经靠修菩萨庙来遮人耳目,隐盖自己的罪恶了。母亲说,活着就是活着,不如闯一闯。大舅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咱可纯属空手套白狼,套不住,就得被咬死。这种对话有点类似黑社会组织的密谋。母亲也就不再言语。?大舅每日里干得是粗活,心中却十二分的精细、谨慎,也卖过青菜萝卜、倒腾过袜子手套,终究是杯水车薪,挣不到多少钱,没法和乡村煤窑上卖力气挣的血汗钱相比,也就放弃了。所以说,现在我开始讲述大舅之死了。年夏季过后,中秋节匆匆来到,中秋节后第二天,大舅吃了午饭,便将自己宅基地里成熟的西红柿摘了几十个并一盒月饼来我家看望他的姐姐我的母亲。那时候我已在大学读书,正安逸地享受漫长的暑假。大舅在临死之前,能够想起他的姐姐,可见母亲平时对大舅是很好的。再说,那时候,外婆已跟后外公到了遥远的乡下,大姨小姨都在山村里的婆家,小舅在城市里煤矿上做他的工人,一年四季也难得回趟老家,作为一个典型的普通农民,大舅也不可能结交什么狐朋狗友,母亲是他身边唯一的亲人了。大舅走进我家的时候,大家都很是吃了一惊。这是少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他顾了自己就不错。有时候还得借给他一些钱买柴米油盐之类,他拿了东西来看我们简直是让人怀疑(十年前的话),其中大有文章。于是,母亲显得很高兴。父亲常说大舅没教养,没出息,这一回可以让他为自己的言语惭愧一番了。我一直躺在床上,看我的大学英语书。大舅进来坐在床头,我很兴奋。大舅说看什么呢,我说英语啊。大舅说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大舅不能这样说。大舅说他们那个时候学的是俄罗斯语,尼古拉耶维奇、福拉基米尔之类的,现在一句都想不起来。母亲说吃碗面条吧。大舅说在家吃过了,西红柿鸡蛋面条,饱了就可以了。母亲说英雄好汉,何苦在乎二两饭。母亲没有这样说。母亲说再吃半碗面条来,她觉得大舅一直吃不饱,多吃总比少吃好。大舅微笑着接过碗来,我再一次感触到他那安详的幸福的笑容的美丽。我说大舅,我给您朗诵一篇英语文章。大舅一边挑着碗里的面条,说好。我就找了一篇我最喜欢的文章Daydreamalittle(做点白日梦)。DoyouhaveenoughcloudSinyourhearttomakeabeautifulsunset?(你的心中是否拥有足够的层云去编织一条美丽的彩虹呢?)作者认为,一个人应该做点白日梦,为了一种信念的强化,譬如说考名牌大学,他应该每天都相信自己能考上,于是最终就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再譬如说,他应该每天都认为会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吃饱不饥,而且要用欧几里得定律、哥德巴赫猜想、微软公司的软件设计好吃饱不饥的程序,并为程序的实现付出艰辛的劳动,最终1年以后大舅就吃饱不饥了。大舅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好厉害,好有本事,能读懂英语,能和美帝苏修反革命右派分子直接用鸟语对话,真是月白风青,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欲穷千里目,必须学英语呵。大舅其实想说他象我这个年龄确实是一直饿着肚子打着补丁哪能学好什么俄罗斯语呢。母亲后来回忆说大舅吃那半碗面条听我读英语的中间儿发了一会癔症,就是说他用筷子把面条夹到嘴边的时候突然哆嗦了一下,可能是发现空中出现了阎王判官勾魂索命的信使,也难说是望见了灿烂的桃花、五彩的祥云,总之,他是定格了一会儿,便又放下了。母亲说吃不了就算了。大舅猛地醒过神来,语气虚弱地说,姐,院子里种的西红柿不知咋长的,一嘟噜一嘟噜,摘都摘不过来,给你送一些,能做几瓶西红柿酱,过冬用。母亲说,真是的,留着自己吃吧,看他妗妗说。大舅说没事的,那么多,每年吃不了烂掉多可惜,她不会说什么的。我说大舅,有空了我去看您。大舅说好呵。大舅说要上煤矿上班装煤,说着起身告辞。父母亲把他送出门去。我在床上准备午休,想着Daydreamalittle,做点白日梦。大舅却再没有能够回来。?据街边摆小摊点的人说,他骑了自行车,突然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醒人事。邻家的小女孩正在街里拣桃核,惊叫着跑回来找我的母亲报告军情。父母亲立即和我跑到了街里。大舅躺在街上,太重,是条汉子,我们只好去借手推车,母亲以为他赤日炎炎中暑了,便一边在额头上给他放血,一边呼唤大舅的名字,泪珠便从母亲的脸上无声地滑落下来。后来经医生检查说是脑溢血,不行了,抬回去吧。我们只好把大舅抬回。医院里,数妗妗哭的声音大,哇哇哇地把十几个病人愣是从睡梦中惊醒了。有的一瘸一拐,有的咳咳咔咔,纷纷走出病房,涌向急诊室。我们用了一副担架,挂了输水瓶,在路上,大舅体内殷红的血顺着输水管返上来,很好看。夕阳近山,一轮红日,丝许云朵。乡村电影院的喇叭声嘹亮地唱着酒神曲,号召天下所有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哇??"有一只黑狗吐着舌头从我的身边跑过去了。街上来往的人群笑语声喧,骂骂咧咧。我们抬着大舅从山村中走过。现在我总能想起那首好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面倒映着美丽的大白塔,四周环着绿树红墙。小船儿悠悠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也许,大舅乘上了这只小船,到河的对岸去了。河的对岸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没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纠缠,不需要分清爱情、对象、老婆、内当家的区别,更没有看人眼色、低人屋檐的事情,那儿是人类最终的归宿,大舅何乐而不为呢?小舅从城市里赶回来,和母亲一道儿操持大舅的葬礼。年夏天,我们的亲友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出元的棺材钱,就象年的现在我们的亲友之间没有任何人能买一台三四千元象样点的电视机一样。大家商量的结果,是把那间临街的小屋卖掉。毕竟大家都有了新房子,不再用它了。关于那间小屋子我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到。于是,大舅有了一只船儿,能够载着他到达幸福的河的对岸去了。小舅等忙了几个不眠之夜,找木匠做材,找年青人抬材,找泥匠修坟,关键的是找乡村风水先生叫魂、看坟、谢土。出殡之后,风水老先生"义大胆"在家里点燃了八八六十四盏小米面做的油灯,口中念念有词,带领大家左右跪磕地向土地爷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后一直扎腾到下半夜,在馨香味十足的锣鼓声中送走了诸路神仙,小舅给了他十元钱,风水老先生手拍身上的尘灰,燃了一支五毛七分钱一盒的大光烟,一个人回乡下去了。?在我童年的时候,小舅曾经教过我在石板上画画儿:火车了,轮船了,飞机了,最妙的还是蒲公英,他说蒲公英最有趣了,在山野间摘上一朵,对嘴一吹,花叶儿如纤似雾,随风飘散。多年以后,大舅就象一朵蒲公英,实际上,我们都是,对嘴一吹,终将烟消云散,跟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小舅文化程度低。他不懂啥叫浪漫和诗意。童年的时候我也只知道蒲公英那种样子很美,长大了,读书了,我知道还有诗意的生活。大舅是高中生,可是他顾不得浪漫和诗意,他只知道从吃不饱到吃饱到拼命劳动养家糊口从而踏平坎坷成大道奔向幸福革命路。可惜他没等孩子们长大,就一个人飘散了。现在,大舅的男孩和女孩长得高高大大,很是潇洒,尤其是那双眼睛,又亮又圆,笑起来,和大舅的样子一模一样。小舅城市里的煤矿从95年以来有点拉不开栓了,工资越发越少。小舅常常大半年的在井上学习。当然,毕竟是国营大矿,吃饱穿暖还是不成问题的。年到年,20年之后,他分到一室半的房子,我去过几次,是一座20层高楼,他住9楼,要坐电梯上去,春夏秋他的屋子凉爽宜人,不敢开窗,否则,能把人吹跑??外婆在今年春节到小舅家住了一段时间,很不习惯,太寂寞,况且对老家那十几亩坡地,20只母鸡和十棵核桃树放心不下,便匆匆回乡下去了。我一直忙于我的工作和生活,这是不对的。我应该抽出时间去看看我的小舅。他总是很温和,大脾气,从不发火,喜欢"二猫占地"和麻将。他常说我打扑克水平太差无法辅导,要是在矿上和那些倔老头们打,一场下来,就会让我滚蛋或者老头们自己滚蛋。那些老工人们最大的毛病就是见不得人家出错牌,他们总认为打扑克和井下检测瓦斯是一个道理,一旦错了一个数字,整个矿井就爆炸了。"象你这样打牌,我们现代化的矿井早爆炸过七七四十九回了!"我能猜得出那些老头们会说些什么??

*祝愿*

*天清地宁*

*民富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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